西曆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，埃及軍屠戮開羅之穆爾西派示威者，次日，穆派人焚朝廷府衙機關，衝突未休，聞死者逾數百人。仁筆哀開羅百姓之苦，雖料其事，無以阻之，又復思敘國百姓連年內亂之苦，抑鬱不已，故賦此詩以抒情。
敘國烽煙還未熄
開羅百姓又逢殃
風寒白骨回兒泣
血淚連天大地殤
特此感謝友人宛青的指點，對此詩給予了寶貴的意見！
2013年8月10日 星期六
佔中與民主、自由、法治－回應何濼生教授《佔中濫用公民權 不應參與》之七問七答
筆者於8月11日將本篇文章投稿至《輔仁媒體》，同日，本文獲其刊登，特此致謝。
《輔仁媒體》文章連結：http://www.vjmedia.com.hk/articles/2013/08/11/46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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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濼生教授於2013年8月8日的經濟日報撰文《佔中濫用公民權 不應參與》，筆者對於何教授的論點持不同意見，謹此回應他的「七問七答」如下：
1. 爭取民主為的是甚麼？
何教授指爭取民主是為了「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」、「選出賢能之士」和「帶來的平權和平等信息」，他這三個論點筆者都同意，因為民主的作用在於保障人權和法治，並防止濫權。但所謂「防止濫權」，是指防止政府官員及依附於政府官員的權貴濫權，損害較少或沒有政治權力的人民，而非「防止人民行使反抗政府苛政的權利」，甚至也不是「防止平民行使權力時傷害了其他人」，因為「防止平民行使權力時傷害了其他人」這一點，即使在專制獨裁國家，只要官員本身沒有濫權、貪污腐敗，也能做到；相反，政府本身掌握了軍隊和治安部隊等武力機關和經濟、行政等資源，能對市民行使強制性權力（Coercive power，即透過暴力、威嚇、限制自由等手段，迫使市民做他們不願做的事），故有需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。說到底，民主制度限制的，是政府，而非人民。
2. 爭取民主是否值得付出任何代價？
何教授指「如果付出的代價是更多的濫權就不值得」，但誠如上一問中我的回覆所述，防止濫權是指防止政府濫權，而非「防止人民濫權」。事實上，只要對歷史稍微認識，也會知道歷史上打倒專制、走向民主的路，當中不乏以鮮血、暴力或違法行為等爭取的例子：法國大革命（及其後的革命，包括《孤星淚》所載的六月暴動）、美國獨立戰爭、英國的光榮革命、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等等，甚至乎孫中山推翻清朝也是以武裝革命的方式進行，倘若說爭取民主不能「濫權」，那麼發動革命導致經濟生產停頓，豈非罪大惡極？孫中山、華盛頓和其他為民主、自由獻身的烈士豈不成了歷史罪人？
3. 爭取民主何以必先確立法治？
何教授指出法治對於保障人權和民主程序十分重要，相信這個大家都會認同，但何教授指「法治的精神在於以法限權」這句雖然不錯，然而，這裡所謂「限權」，誠如在下在前兩問中所提及，是限政府的權，具體而言就是政府的行為、指令、政策均不能超逾法律；而修訂成文法時也不可以超逾憲法（香港的基本法）限制；除此之外，還包括了憲法當中有對於人權、自由的保障，規定政府不得剝奪市民的基本權利。這些限制是為了確保一個民選政府不會恃著有所謂「人民授權」就為所欲為，以及保障少數一方的人權不會因多數的一方以「少數服從多數」的理由而遭剝奪。這種確立法治、以憲法限制民選政府權力的民主政度稱之為「憲制民主（Constitutional Democracy）」，這是成熟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制度，也是我們所追求的制度。
至於何教授提及「一旦選舉結果不合自己的意願，就上街搗亂，這樣的所謂民主，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。」，這個例子其實不是影響法治，而是破壞民主規則，埃及早前的政變正是其中一例。但一來香港本身仍未有民主，二來佔中人士也不是要去反對某些親建制政黨的民選議員當選，情況與何教授所提及的不同，故他這一點用在佔領中環運動上，並不成立。
4. 如何方可確立法治？
何教授認為要確立法治，則要在制度上做到「真正的三權分立」和文化上「真正的尊重法紀」。前者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司法獨立，這一點相信大家均會同意；至於後者，則不是在於人民的「守法精神」，而在於制度上每一個人，不論其財富、身份、地位，犯了法也要面對同樣的公平審判和刑罰，以及市民尊重法庭按照其公正的程序和合理、合乎公義的法律所作出的判決。這兩點，加起來其實就是文化上對於公義的追求，而不是盲求守法，倘若司法的程序本身不公義，或者法律本身並不公義（例如保障特權階級、壓迫弱勢社群等），那麼盲目對這種不公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實施，反而有損法治。
另一方面，佔領中環行動中，參加者會承諾在行動過後主動向警方自首，加上犯法行為本身並非出於私利而是公義，所以有關行為仍然能尊重相關合理法律和司法程序，因而並不會對法治有所損害。
5. 惡法難道都要尊重？
何教授提倡遇上惡法時應以合法程序爭取改變，否則便會損害「守法文化」。這裡我簡單舉一個例子反駁：美國曾經實行種族隔離政策，在所謂「隔離但平等」的原則下，不同種族使用公共設施時須隔離使用，這包括了公共汽車實行了黑白人分座，後來一位黑人婦女羅莎．帕克斯因在公共汽車上不肯將其使用的「白人座位」讓給一名白人乘客而被警方逮捕，引發了罷乘公共汽車運動（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巴士運動 - Montgomery Bus Boycott），不僅導致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裁定「隔離但平等」原則違反美國憲法，還掀起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序幕。種族隔離惡法以及其他對黑人歧視的法律、政策是在那次不遵守相關法例下修正的，但這些行為卻未有損害所謂「守法文化」，更未有損害法治。
6. 何以佔中屬濫權？為何不應支持佔中？
何教授在這一問中重申佔領中環行動為「濫權」而不可取。有關「濫權」，之前幾點已經提及過，筆者不在此再次重覆。
7. 為公義進行公民抗命不是很有意義嗎？
何教授在此提出從香港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情況看，香港仍未算是暴政。可是，香港雖然仍未算是暴政，卻已經在邁向那個深谷：電台名嘴無故遭「封咪」；穿上寫有「平反六四」衣裳的人在沒有高叫或做出任何侵犯性動作時，被未有表明身份的保護要人組警員粗暴帶抬走；記者拍攝時屢遭暴力對待，甚至有記者在拍攝穿上「平反六四」衣裳時被未有表明身份的保護要人組警員粗暴對待；警務處處長和政府特首高官說謊卻仍居其位；香港行政機關繞過香港司法機關向全國人大提請釋法；內地官員提倡三權合作……此等事，已顯示香港的人權、法治、新聞自由、遊行自由等已日漸倒退，政府濫權情況日趨嚴重，卻又不用面對任何後果，這樣會鼓勵政府高官們繼續濫權。難道我們要等到有一天發現我們珍視的自由、法治也消失時，才去後悔嗎？
更何況，我們爭取民主的對手，不是行為還受一定制約的香港政府，而是那個毫無制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。在那個政府的管治下，李旺陽被自殺、趙連海為其幼兒申冤卻反被誣陷尋釁滋事、「最小良心犯」張安妮（維權人士張林的女兒）被國安拘禁及禁止上學等等，這些難道不是暴政嗎？甚至乎，二十四年前，已經有一群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和平絕食抗議時，政府竟然用子彈去回敬，而至今仍未對此事道歉、賠償及追究責任，更惶論去實現他們的民主訴求，甚至試圖以謊話瞞騙世人。這樣的政權會在香港的「合法示威」之下容許香港實行真普選嗎？還是會明裡暗裡不擇手段地阻止真普選？
最後，我希望大家在評論佔領中環行動前，先對民主發展的歷史和公民抗命有一些基本認識，在搬出「法治」一詞之前也請先對法治的內容、含意有一些基本認識，以免作出錯誤結論，甚至誤導他人。
《輔仁媒體》文章連結：http://www.vjmedia.com.hk/articles/2013/08/11/46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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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濼生教授於2013年8月8日的經濟日報撰文《佔中濫用公民權 不應參與》，筆者對於何教授的論點持不同意見，謹此回應他的「七問七答」如下：
1. 爭取民主為的是甚麼？
何教授指爭取民主是為了「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」、「選出賢能之士」和「帶來的平權和平等信息」，他這三個論點筆者都同意，因為民主的作用在於保障人權和法治，並防止濫權。但所謂「防止濫權」，是指防止政府官員及依附於政府官員的權貴濫權，損害較少或沒有政治權力的人民，而非「防止人民行使反抗政府苛政的權利」，甚至也不是「防止平民行使權力時傷害了其他人」，因為「防止平民行使權力時傷害了其他人」這一點，即使在專制獨裁國家，只要官員本身沒有濫權、貪污腐敗，也能做到；相反，政府本身掌握了軍隊和治安部隊等武力機關和經濟、行政等資源，能對市民行使強制性權力（Coercive power，即透過暴力、威嚇、限制自由等手段，迫使市民做他們不願做的事），故有需要對政府的權力加以限制。說到底，民主制度限制的，是政府，而非人民。
2. 爭取民主是否值得付出任何代價？
何教授指「如果付出的代價是更多的濫權就不值得」，但誠如上一問中我的回覆所述，防止濫權是指防止政府濫權，而非「防止人民濫權」。事實上，只要對歷史稍微認識，也會知道歷史上打倒專制、走向民主的路，當中不乏以鮮血、暴力或違法行為等爭取的例子：法國大革命（及其後的革命，包括《孤星淚》所載的六月暴動）、美國獨立戰爭、英國的光榮革命、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革命等等，甚至乎孫中山推翻清朝也是以武裝革命的方式進行，倘若說爭取民主不能「濫權」，那麼發動革命導致經濟生產停頓，豈非罪大惡極？孫中山、華盛頓和其他為民主、自由獻身的烈士豈不成了歷史罪人？
3. 爭取民主何以必先確立法治？
何教授指出法治對於保障人權和民主程序十分重要，相信這個大家都會認同，但何教授指「法治的精神在於以法限權」這句雖然不錯，然而，這裡所謂「限權」，誠如在下在前兩問中所提及，是限政府的權，具體而言就是政府的行為、指令、政策均不能超逾法律；而修訂成文法時也不可以超逾憲法（香港的基本法）限制；除此之外，還包括了憲法當中有對於人權、自由的保障，規定政府不得剝奪市民的基本權利。這些限制是為了確保一個民選政府不會恃著有所謂「人民授權」就為所欲為，以及保障少數一方的人權不會因多數的一方以「少數服從多數」的理由而遭剝奪。這種確立法治、以憲法限制民選政府權力的民主政度稱之為「憲制民主（Constitutional Democracy）」，這是成熟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制度，也是我們所追求的制度。
至於何教授提及「一旦選舉結果不合自己的意願，就上街搗亂，這樣的所謂民主，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。」，這個例子其實不是影響法治，而是破壞民主規則，埃及早前的政變正是其中一例。但一來香港本身仍未有民主，二來佔中人士也不是要去反對某些親建制政黨的民選議員當選，情況與何教授所提及的不同，故他這一點用在佔領中環運動上，並不成立。
4. 如何方可確立法治？
何教授認為要確立法治，則要在制度上做到「真正的三權分立」和文化上「真正的尊重法紀」。前者其實就是我們常常講的司法獨立，這一點相信大家均會同意；至於後者，則不是在於人民的「守法精神」，而在於制度上每一個人，不論其財富、身份、地位，犯了法也要面對同樣的公平審判和刑罰，以及市民尊重法庭按照其公正的程序和合理、合乎公義的法律所作出的判決。這兩點，加起來其實就是文化上對於公義的追求，而不是盲求守法，倘若司法的程序本身不公義，或者法律本身並不公義（例如保障特權階級、壓迫弱勢社群等），那麼盲目對這種不公司法程序或法律的實施，反而有損法治。
另一方面，佔領中環行動中，參加者會承諾在行動過後主動向警方自首，加上犯法行為本身並非出於私利而是公義，所以有關行為仍然能尊重相關合理法律和司法程序，因而並不會對法治有所損害。
5. 惡法難道都要尊重？
何教授提倡遇上惡法時應以合法程序爭取改變，否則便會損害「守法文化」。這裡我簡單舉一個例子反駁：美國曾經實行種族隔離政策，在所謂「隔離但平等」的原則下，不同種族使用公共設施時須隔離使用，這包括了公共汽車實行了黑白人分座，後來一位黑人婦女羅莎．帕克斯因在公共汽車上不肯將其使用的「白人座位」讓給一名白人乘客而被警方逮捕，引發了罷乘公共汽車運動（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巴士運動 - Montgomery Bus Boycott），不僅導致當時的美國最高法院裁定「隔離但平等」原則違反美國憲法，還掀起了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序幕。種族隔離惡法以及其他對黑人歧視的法律、政策是在那次不遵守相關法例下修正的，但這些行為卻未有損害所謂「守法文化」，更未有損害法治。
6. 何以佔中屬濫權？為何不應支持佔中？
何教授在這一問中重申佔領中環行動為「濫權」而不可取。有關「濫權」，之前幾點已經提及過，筆者不在此再次重覆。
7. 為公義進行公民抗命不是很有意義嗎？
何教授在此提出從香港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情況看，香港仍未算是暴政。可是，香港雖然仍未算是暴政，卻已經在邁向那個深谷：電台名嘴無故遭「封咪」；穿上寫有「平反六四」衣裳的人在沒有高叫或做出任何侵犯性動作時，被未有表明身份的保護要人組警員粗暴帶抬走；記者拍攝時屢遭暴力對待，甚至有記者在拍攝穿上「平反六四」衣裳時被未有表明身份的保護要人組警員粗暴對待；警務處處長和政府特首高官說謊卻仍居其位；香港行政機關繞過香港司法機關向全國人大提請釋法；內地官員提倡三權合作……此等事，已顯示香港的人權、法治、新聞自由、遊行自由等已日漸倒退，政府濫權情況日趨嚴重，卻又不用面對任何後果，這樣會鼓勵政府高官們繼續濫權。難道我們要等到有一天發現我們珍視的自由、法治也消失時，才去後悔嗎？
更何況，我們爭取民主的對手，不是行為還受一定制約的香港政府，而是那個毫無制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。在那個政府的管治下，李旺陽被自殺、趙連海為其幼兒申冤卻反被誣陷尋釁滋事、「最小良心犯」張安妮（維權人士張林的女兒）被國安拘禁及禁止上學等等，這些難道不是暴政嗎？甚至乎，二十四年前，已經有一群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和平絕食抗議時，政府竟然用子彈去回敬，而至今仍未對此事道歉、賠償及追究責任，更惶論去實現他們的民主訴求，甚至試圖以謊話瞞騙世人。這樣的政權會在香港的「合法示威」之下容許香港實行真普選嗎？還是會明裡暗裡不擇手段地阻止真普選？
最後，我希望大家在評論佔領中環行動前，先對民主發展的歷史和公民抗命有一些基本認識，在搬出「法治」一詞之前也請先對法治的內容、含意有一些基本認識，以免作出錯誤結論，甚至誤導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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